这块市场如果稳住，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就加了一个定海神针，或者是一个体量巨大的"锚"。
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失去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等权益，而预期的权益又难以保障。比如苏州近年来在公交车报站中使用苏州方言，让城市在中西合璧中充满地方特色。
其次是导入适宜的二产和三产。是在农村地区按照新的村庄规划建设的具有社区服务和管理功能的新型农村居住区。（三）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农民享受到市民的居住环境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农民达到市民的素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文化知识的培训，把农民传统的小农意识，转变为尊重契约精神的现代新型农民，也是发展二三产业必须拥有的素质。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1990年到2000年，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2010年又增长到4.05万平方公里。
政府要明确公共服务配套的范围、数量、辐射半径和质量标准等。（四）提升农民基本素质 农民达到市民的素质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目标。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不能推动改革来解决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改善收入分配。
他表示，我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能不能推动改革来解决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改善收入分配。你怎么看这些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的改革？ 王小鲁：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关键性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在国际上属于少数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可以和收入差距巨大的少数拉美国家相比。所以陷阱可能不是在最穷的时候出现，因为最穷的时候大家都穷，反而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蛋糕做大时，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社会冲突。
提出来仅仅有了一个目标，效果如何，接下来还要看怎么克服阻力，一步步落实。王小鲁：我想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比如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等。
日报：你连续多年在做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此外还有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法治建设的推进等。关键要分析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最主要就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的公正、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严重的挑战。
从最新的情况看，灰色收入有哪些新变化？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什么影响？ 王小鲁：从这几年我们的研究看，灰色收入的规模还在持续增大。 体制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 日报：近年来有许多学者担忧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关注过拉美国家的情况，你认为中国会重蹈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吗？ 王小鲁：从拉美等国家的教训来看，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原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在发生变化，反腐的力度在加强，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
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类情况，实际上都加重了普通的公共服务消费者的负担，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所以目前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突出。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收入相对差距减小 绝对差距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你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01，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同时还有一个新的发现，灰色收入有从最高收入阶层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扩散的趋势，这意味着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且，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是体制性问题的综合反映。如果这些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将来有可能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分配状况逐步改善，也就有利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说，中国因为有自己的优势就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不这么看。这是因为这些部门不属于完全竞争的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资源垄断的现象，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腐败和寻租行为。
日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过去很多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不光是直接针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措施，三中全会决定的很多方面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改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仅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主要围绕权力和垄断部门发生，但也在从权力部门向其他领域扩散。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收入分配差距稍有缩小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绝对差距还在继续增大。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到落实，肯定对改善收入分配有非常大的作用
过去几年银行信贷大都流向了传统基建行业，然而，近两年一向贷款大户的钢铁、电力、制造、地产相关产业恰恰是此次坏账准备增加的"重灾区"，这势必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推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其中，平台贷款余额9.7万亿元，同比增长6.2%，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低9个百分点。二是基础设施信贷资金量大，风险易暴露。一是当前许多银行的表外融资新增规模超过表内信贷新增规模，表外融资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出现理财亏损无法偿还，银行为避免声誉上的损失，可能会动用表内资金来偿还理财资金，使表外风险转移至表内，并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
实践证明，问题资产处置和核销的确是一个大难题。 化解银行问题资产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金融运行风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但是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更有利于问题资产的处置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然而，问题资产证券化也存在较大风险。根据社科院估算，银行问题资产从2000年的21731亿下降到2010年的4336亿，与此同时，处置问题资产形成的或有负债却从2000年1.4万亿上升到2010年的4.2万亿。
可见，合理实施问题资产证券化，对净化商业银行表内资产，提高问题资产处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华融公司、长城公司、东方公司和信达公司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问题资产的加权平均资产回收率不到1/4，实际损失为1万亿左右。
1999年，国家又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承接相应对口商业银行的问题资产，1999-2000年从四家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近1.4万亿元的问题资产。例如，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仅为3.71%，远低于1998年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且存在着巨额问题资产，为此，1998年国家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却增加了财政的负债。第三条渠道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渠道。可见，如何建立起成熟的资产信用评级市场，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风险隔离机制是问题资产证券化的首要问题。
眼下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1998年问题资产处置时，央行通过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发行金融票据等方式虽然承担了银行坏账，却明显恶化了央行资产负债表，并带来政策性风险。
前三条渠道都有很大的负向成本，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呢？当前，也有观点主张将"问题资产证券化"，而这也被视为更可行、甚至是更符合未来大趋势的渠道。第二条是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渠道。
历史上，中国大规模处理问题资产大致有三条渠道： 第一条是财政注资渠道。与美国主要是抵押贷款不同的是（后者并非是由于自身资产质量不高，而是由于银行出现支付危机而急需变现），中国商业银行有一些问题资产是不能收回的贷款，其中许多是没有担保的，而如果国家强制商业银行提供外部信用增级或购买债券的话，实际上导致了扩散风险。
